廣州保鏢公司已成羊城老板安全防范首選機構
記者日前了解到，在廣州這個“先富起來”的城市，活躍著一批“私人保鏢”。他們大多以司機、秘書的身份出現在“老板”左右，時刻準備著與可能出現的危險進行一番決斗。
廣州保鏢公司，廣州私人保鏢公司，廣州保鏢，廣州司機保鏢，廣州請保鏢，廣州找保鏢，廣州保鏢服務公司，作為中國沿海經濟高度發達的城市，廣州不但經濟發達，安保行業也是走在了中國的前列，據統計，光廣州保鏢公司就不下十家。
據了解，在廣州聘請保鏢者多是文藝界名人、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成功人士，其中尤以外資、獨資和三資企業的老板居多。由于廣州酒店業和房地產業的發達，私人保鏢在這兩個行業當中也占了很大比例。根據工作業務的不同與老板檔次的差別，聘請保鏢的人數大多
在1－8人之間。廣州一位資深娛樂記者預測，文娛名人和企業家在相當長時間內將是雇請保鏢的主要群體。他講到，有一次影星趙薇到廣州出席一個晚會，身邊就跟了8個身材魁梧的保鏢。而劉曉慶每次來廣州出差，其保鏢也不少于2人。
記者在與一些企業老板交談中得知，多數老板聘請保鏢除了對自身安全的考慮外，不少時候也是一種擺威風或講排場的需要。有一群代拎包的彪形大漢前呼后擁，在很多老板看來是一種身份的象征。有的老板請保鏢甚至是為了應酬，如在交際場上不愿多飲酒，有了保鏢就可以讓他們代勞。
今年36歲的夏先生從1998年開始為一位酒店老板從事保鏢工作至今。5年來，老板做生意的地方換了好幾茬，但始終沒有換掉夏先生這個“貼身保鏢”。夏先生也跟著老板走南闖北，不斷地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夏先生說，老板每次出門都會帶著2位保鏢和1位司機，夏先生和另一位保鏢分別以“司機”和“秘書”的身份出現。
與夏先生不同的是，同樣是做私人保鏢的鄭先生一直留在廣州。從2000年至今，鄭先生已為兩位老板做過保鏢。第一個老板是開夜總會的，請了2個保鏢，鄭先生兼任司機，幾乎時刻不離老板左右。陪著老板應酬、吃飯，十分辛苦。跟隨這位夜總會老板一年多之后，鄭先生“跳槽”了。現在的老板是做建筑工程的，生意做得很大，家底雄厚，一次就聘請了十幾位保鏢，每次出門都有3位保鏢陪同。
夏先生和鄭先生都談到，老板們請保鏢似乎已成了一種習慣，如果哪天沒有保鏢陪同在身邊了，會感覺生活當中失去了什么。而且，老板們習慣于長期聘用一個保鏢，因為這樣才覺得可靠。有條件的老板會讓保鏢成為自己的職員，以保證保鏢的“長期性”與“穩定性”。比如夏先生的老板就在一個多月前出資為其開了一家小店，由夏先生的妻子經營，夏先生不忙的時候也去小店幫忙打理。夏先生說，這樣就相當于為其全家都安排了穩定的工作。
記者采訪中發現，大多廣州老板和廣州市民都對“私人保鏢”持接受態度。
私人保鏢應運而生
近幾年時有發生的“富人安全”問題，使“私人保鏢”這一神秘職業也逐漸浮出水面。
今年年初，連續發生的兩起兇殺案件使得企業家的人身安全成為社會上的熱門話題。1月22日，山西民營企業海鑫集團董事長李海倉被人槍殺于辦公室，兇手也當場自殺。2月22日，在北京經營市場、身價數千萬的浙江溫州樂清富商周祖豹，在家門口被人刺殺，身中14刀。
隨著暴力與反暴力的斗爭日益尖銳，有關富人及其家屬遇到搶劫、綁架、勒索的消息也屢屢見諸報端。
同是在山西，山西大同云崗實業總公司董事長劉建日從2002年2月開始受到黑社會的威脅，大同市黑社會惡勢力在收取保護費遭到拒絕后多次揚言要滅他全家，并且經常半夜給他打恐嚇電話，勒索金額高達1億元。同年7月13日上午，劉建日攜家人在為父親掃墓返回途中，從樹林中躥出30多個人對他們進行突然襲擊。劉建日在隨行的親朋好友及保鏢的保護下，在曠野中奔跑了5個小時后才得以逃脫。
在杭州，杭州高新區浦沿鎮某集團公司董事長章某今年1月9日晚走進當地公安局，手里拿著一封信，信里還夾了子彈。信上寫著：“當年，你讓我進去，現在我回來了；明天（1月6日）上午9點補償我40萬元，你我就誰也不欠誰。不要報警，我這子彈可不是買的，要不，就要你全家的命。”
在廣東，近年來，一些犯罪嫌疑人利用放置爆炸裝置、寄信（有的信中附有子彈、毒物等物品）、打電話、發手機短信等方式要挾、對企事業單位及其負責人大肆進行敲詐的犯罪案件也呈上升之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日前公布了一起案件：一個20人的黑社會組織通過結拜及制定“幫規”糾集在一起，自1995年以來在廣州、東莞、深圳等地“有分有合、有組織實施故意傷害、搶劫、敲詐勒索、非法拘禁等違法犯罪活動”，造成多人傷亡。
而在廣州從事保鏢工作的夏先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今年3月，其老板的保姆被殺死在家中，家中的貴重物品也被洗劫一空。經查，兇案竟是老板的生意伙伴所為。
“富人被害”事件的發生，對富豪們心理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增加自身安全防范方面的投入也成為必然。于是，“私人保鏢”這個消失數十年的行業重新出現。越來越多的富人們選擇了高薪聘請武藝高強之人，以應付隨時可能出現的危險。
有資料統計，當下中國有億萬富翁1000人，百萬富翁300萬人。另外，越來越龐大的體育明星、娛樂明星群體由于其公眾人物的特殊性，往往也需要有專職的保衛人員協助他們工作。從事保鏢工作的夏先生告訴記者，按照他的結交范圍判斷，廣州的私人保鏢不少于5000人。
保鏢：跨在法律紅線上
由于私人保鏢目前尚未獲得我國法律承認，在很多時候，私人保鏢幾乎是在與法律“打擦邊球”當中生存。因此，有人將私人保鏢稱為“跨在法律界碑上的人”。從事私人保鏢工作的夏先生和張先生都談到，他們和同行聚在一起時，“老板第一，法律第二”還是“法律第一，老板第二”往往會成為一個爭論的話題。
“違法，但不犯罪”
鄭先生說，許多保鏢都有過被拘留的經歷，他本人在短短3年的保鏢生涯當中，也曾有過一次被警察帶走的經歷。有一次，他們在夜總會喝酒，老板與隔壁一桌人發生沖突。其中一人動手打了鄭先生的老板，鄭先生毫不客氣地進行回擊。后來有人打110報了警。由于對方傷勢比較嚴重，警察將鄭先生帶進了派出所。經過十幾個小時不間斷的訊問、做筆錄之后，老板終于趕到，將鄭先生“贖出”。
鄭先生說，提起那次被訊問的經歷他依然心有余悸。但是，若再次發生同樣的事情，他依然會毫不猶豫地保護老板。鄭先生談到，作為一個保鏢，面對老板的命令，首先想到的是服從，然后才是法律。但是，他們也會盡量在老板的命令與法律之間尋求平衡，“如果是殺人放火，當然不干，不可能真的為了那幾千塊錢的報酬把命都搭上去。但是，如果后果不嚴重，還是會按老板的去做，大不了進一趟派出所。”
夏先生也向記者闡述了他“違法但不犯罪”的“平衡觀”。他說，比如，若老板與某人有過節，讓保鏢去將某人“教訓”一頓，保鏢一般都會服從。但在行動之前，會有一番權衡，讓自己不至于越過法律界限。他說，“一般來說也就是警告一下，打他兩下，但不會太重。”
“平衡木”上的“弱勢群體”
但是，這樣在“違法”與“犯罪”之間走平衡木的感覺畢竟不是一種享受。夏先生說，從某種意義上講，私人保鏢在我國還是一個“弱勢群體”。他們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可以保護其權益的法規，時刻都面臨著被老板“炒魷魚”或被警察拉去“訓話”的風險。他們甚至沒有一個在法律上得到確認的身份，對外只能稱自己是“司機”或“做保安的”。
談到為什么會選擇這一行業，鄭先生說他自己有一副好身手，做其他工作不能發揮所長。而且，干這一行結交的大多都是一些上層人物，他希望能通過這一工作積累社會資源，為將來從事其他工作做準備。
然而鄭先生和夏先生卻經常為自己沒有合法身份而耿耿于懷。鄭先生說，哪怕在親戚朋友面前，他都只稱自己是“司機”。夏先生則稱自己是“做保安的”。這一方面是出于這一行業“保密”的需要，另一方面，他們認為社會對“保鏢”二字懷著偏見甚至敵意，動輒把這一行業與“打手”“黑保安”相提并論。他們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社會上從事其他職業的職員一樣，獲得社會的認可與尊重。
保鏢將走向何方
如今的西方國家，私人保鏢已成為一種像律師或醫生一樣的普通職業。然而對中國老百姓來說，私人保鏢還是一個陌生而又新鮮的事物。如何正確對待這一“新生事物”已引起社會及法律界的廣泛關注。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何家弘教授堪稱我國“研究私人保鏢第一人”，早在1991年，他就在其著作《私人偵探與私人保安》當中指出：“私人保安業產生于私人偵探業，是私人偵探業的成熟表現形式。”何教授肯定了私人保鏢業的存在，認為私人保鏢業填補了社會治安管理機制中的空白，彌補了官方警察力量的不足。
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私人保鏢的發展實際上是社會歷史的一種倒退，因為私人保鏢在維護老板利益時可能會侵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這是現代民主國家所必須禁止的。
廣東廣大律師事務所主任薛云華認為，法律無明文禁止即被認為許可。目前法律工作者都認識到了私人保鏢這一行當的存在，但沒有人把它當作一個行業來看待，對保鏢的活動范圍和準則等，我國暫時還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只能以《社會治安管理條例》《公司法》等作為參照。
何教授認為，“私人保鏢”行業內部應定期互相聯系和溝通，制定出一個自律機制，形成統一的準入制度和行業標準，對整個行業進行規范。他說，一旦這一規范得到有效的實施，對整個社會的治安、經濟的發展都能夠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
鄭先生則談到，因為現行的法律沒有對保鏢這一行業作出規定，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他們并不清楚。他們不能以法律為依據，便只好“以老板為依據”了，很難做到“遵紀守法”。若社會能對這一行業制定規范，他相信90％的保鏢都會按規定來做，做一個“遵紀守法的保鏢”。
但同樣是從事保鏢工作的夏先生對“遵紀守法的保鏢”這一說法卻表示了置疑。他說，不可否認的是，目前聘請保鏢的人當中，從事“不正當行業”的占了很大比例。按照夏先生的說法，“做正當生意的一般不需要保鏢，只有走私、詐騙、開賭場的老板才特別需要保鏢”。這些保鏢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充當著“幫兇”與“打手”的角色。若對保鏢行業立法，夏先生擔心這部分人依然很難做到遵紀守法。
